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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三集解说词脚本

文案配音员: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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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不惑之年的沉思

 解说词


解说:

即使在最疯狂的年代,中国“老三届”中的一批人也没有放弃怀疑的权利,也许当时他们还没有以世界发展和文明进程作为思想的参照,但纯粹以客观审视来评判世事的态度已属难能可贵。“文革”初期传遍大江南北的“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的诗句就是“老三届”人沉思的结晶。

采访:

徐浩渊:我在文化革命中住了两次监狱,一次是1968年的夏天,一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1976年5月,直接的原因是我写了一首诗,叫作《满江青》 。陈毅元帅是我心里在老一代人中最尊敬的一个伯伯,特别正派,给中国人民做了好这么多好事情,他怎么能被(江青)这么一个坏女人斗争?这我简直完全不能接受,当时特别愤怒,就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我也没想传播它,只是一个个人发泄。因为符合了当时好多人的情绪,就一下子传得全国到处都是。1967年的事,1968年开始调查,有人来问我,我跟他实说就是我写的,不久就把我抓起来了。我相信这些丑恶的东西最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消灭掉。可能我也不行了,可能我也被他们杀掉了。但是最后我不相信,这么一个国家被这么邪恶的东西,而且水平如此之低的邪恶的东西最后给战胜了?不可能相信这些东西。到最后也就验证了(我的想法),打倒“四人帮”后,老百姓有多高兴。

 

解说:

“文革”初期被作为异样声音推出并广泛流传的文章《出身论》尽管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以牺牲为代价发出的正义呐喊。

采访:

刘国荃:对我后半生影响很大的几个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很好的师长、兄长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写《出身论》 被当时“四人帮”的爪牙谢富治枪决了。枪决他以后,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而且觉得那种压抑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也可能因为用当时的话讲我的出身也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遇罗克的《出身论》写的恰恰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正常要求。人的思想意识不是由出身决定的,是由后天,特别是社会给他以影响,他们世界观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所以我当时很想写一首诗纪念他,但是我想不出更多的话,我只写出了一句“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到生命的天平上,使我们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我觉得他的死对我的震动和对我思想上、对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和觉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解说:

1971年9月13日,已经在中共九大上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儿子林立果等亲信乘三叉戟飞机摔死在蒙古沙漠上,这使得中国“老三届”在与世人共同震惊之余有了进一步的醒悟。

采访:

闵维方:对于政治问题,对于国家发展的思考,究竟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什么间题?文化大革命中在不断地思考,内心世界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我想如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一次一次的运动,比如林彪事件,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又)必须理解它,去消化它,去重新认识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这使得我们更成熟,这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成熟,使我们的思想更深沉。

印红标:“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曾经是文化革命热烈的拥护者和参加者,到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到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那时候“老三届”中的主流思想整个转过来了,变成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是批判江青、“四人帮”。那些人的这种转变,就我知道有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时接受那些“左”的东西,接受文化革命的主流思想时是很真诚的,后来发现和现实有矛盾的时候,到底是坚持哪一个?这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对于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讲是在文化革命没结束之前就完成了,所以才有了1976年清明节时的时候那么大的群众对“四人帮”的抗议行动。


采访:

黎子正:我们回忆当时二十五六岁,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我们的小孩也提这个问题。当时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影响更大一些,情绪更强烈,语气更肯定,这样当时就把我们定为反革命,反革命大字报,就把我们三个人都抓起来了。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这件事情我们没有错,哪怕就是关我们十年二十年,就像杨春林当时说的,咱就像谭嗣同那样流血牺牲,早晚有一天会给我们平反,历史会承认我们是正确的,民族会承认我们,这一点我们当时是很有信心的。

 

解说:

经过深刻反醒和严酷自我批判的一代人,必然地会继续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所放弃的只是幼稚和盲从,而不会中止的是对人民大众的忠诚。

采访:

张锡民: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历史时刻,包括邓小平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支持他起来的,可以说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代人还是站在潮流的前头。

 

解说:

对于中国“老三届”来说,大彻大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他们敢于探索,敢于实践,敢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强烈意识普遍存在,这必将导致他们走上一条真正符合人民意愿,真正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想之路。

采访:

徐浩渊:要看书,大家要一块讨论问题,谈天说地,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多。(还有)经济学的,反正是要念。谁的讨论会我都愿意去,我大概思想变化得比较早,在1966年底的时候,由于一些复杂的、其他的思想变化,看到遇罗克那个东西。我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挺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的,可是我到乡下去看到农民生活得那么苦,又看了遇罗克写的《出身论》以后,我的一个感觉是别人眼里的世界跟我不一样,出身不好的孩子在过去的十七年里精神上受到很多痛苦,受到比我们更多的压抑,所以我就企图去了解他们。讨论会不管是哪个派别开的,我一定去,我知道我的思想不会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暗示,暗示当时那种翻“忠”字的举动是很愚蠢的,不对头,很机械化,人的积极性这样根本就不能发动起来,得变着法的说。所以大家一再讨论社会问题。

印红标:很多同学都谈到,上山下乡以后,刚开始是努力地去动员贫下中农搞天天读,去读报纸,去贯彻当时“左”的路线,后来发现贯彻不下去,到基层以后发现很多问题,就重新思考,对当时批判的“三自一包”、后来我们的责任制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了自己批判性的认识。比如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就曾经讨论过奖金制度的作用是好还是不好,还有物质刺激原则、物质利益原则等等,都曾经讨论过,读过很多书。在讨论的过程中,很多青年还因为思想的问题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有不少。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认识也有,这方面的活动曾经是很活跃的。

 

解说:

他们应该属于坚冰下的潜流,随着官方正统的文化革命理论失去光泽,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代人曾奉为生命的某种信仰在他们心中崩溃,他们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进一步剖析自我,用以为自己寻找新的信仰支撑点和思想坐标。从而,他们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和业已成熟的理想自由。

采访:

叶淑珊:有人问我,文化大革命很多人都(认为)是伤痕文学,好像都是有多少苦,多少怨言,把我们的功课都耽误了,把我们的学习都耽误了,我们这一辈子都被埋没了。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惰性,这个惰性就是上边告诉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爸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有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我们这一代人,“老三届”的学生学到一个没有一个人能拿走的东西,就是敢说、敢思想、敢疑问,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武器,一个思维的武器。

钟秋:我在课堂上当代文学,十年“文革”我也并不回避,我用了很多篇幅讲十年“文革”。有时候还脱离文学,就是讲“文革”的背景,同时我也讲当时“文革”的地下文学。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该让年轻的一代了解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文学是跟社会紧密联系的,不可能回避社会,不可能回避政治问题。我们讲它的时候涉及到很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敢讲的。我作为一个老师,一方面应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还是应该向学生传授真理,我认为是真理的,我要坚持和捍卫,还是要避免偏颇,避免片面,不能对学生产生一种误导。

黎子正:我们不后悔,做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实际上换了别人,过了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民族又出了什么问题,还会出现这样的人,还是要为这个民族呐喊,有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这个好像是当时那个时代给我们的一种精神,打下了烙印,什么时候都抹不掉。我现在一天到晚都为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操心,有时候我这个方面的议论多于对医学的议论。现在我搞的医学。

郑佳明:文化大革命中央有结论,老百姓也有共识,从它的客观效果并不好,动机上应该说里面有好的部分,它要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按现在的话说,要解决腐败问题。但客观上效果不好,效果不好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主观和客观分离了。我们真正用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一代人,对待这一段历史,对待我们的是非得失,我觉得是应该能够把过去这一段历史变成今后往前去的一种财富,一种基础,一种力量。

钟秋:我觉得这样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是和国家,是和民族共同走过来这样一段路程。我们的国家经过这样的曲折,现在成熟起来了,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轨道,我们自己也经过这样一段坎坷的经历,从中汲取了很多人生经验教训,自己也成熟起来了。

印红标:实际上,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开始是一场内乱,后来人们接受这个教训,才开始走上改革的道路,所以文化革命的教训是改革的起点。

徐浩渊: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不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段把传统的好多思想给破坏掉的过程,也难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它们连不起来。而且对这一批人,就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文化革命中所谓的红卫兵,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批人还是洪水猛兽,还是破坏性最强的一批人,而且以后还有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恰恰相反,就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些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稳定的支柱。因为他们受了这么多苦难,经过了这么多动乱以后,绝对不希望这个国家再这么乱,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经受这样的苦难了,而且他们也长大了,在乱中、在苦难中长大了,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愿意造一个非常和平、安稳的环境了。

苏荣: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一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代人。(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毁于斯,也成于斯。我就想谈谈这个,毁于文化大革命,也成于文化大革命。确实我们正在上学的年龄,突然学校的大门关闭,那种痛苦我想没有经过“文革”的人是绝对体验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又确实成于文化大革命,就是说在经过了痛心的、艰苦的磨炼,经过了许多对事物的再认识,这一代人都是比较成熟的。

田雁宁:(经过了)彻底的大破坏和大认识,没有“文革”就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没有“文革”,邓小平就不会在江西思索这么多中国的问题,也就没有今天,不会出现一个改革家。所以“文革”对邓小平来说,是他一次机遇,“文革”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讲,对中国政权来讲,都是一次很好的反思,大破坏,大反思,也是大革命。


解说:

时至世纪末,即便是最极端的红卫兵领袖们,也不再反对“文化革命是人类一大灾难”的说法。“老三届”中的思想者,甚至还会自觉地将此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相提并论。但同时,他们经过深刻沉思所得出的“文化革命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这一结论正在被相当多数的人认同。可以预见,经过十年动乱和苦难而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必将影响中国“老三届”整个后半生,并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和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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